近期，政府批准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LACMA）建造新的彼得·祖默托大楼（Peter Zumthor building）的计划遭到质疑。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博物馆损失了1万平方英尺的画廊空间。这的确是不小的面积，但我想知道，更大的空间一定就意味着更好吗？我们是否可以回顾一下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要么发展，要么灭亡”的博物馆心态，并秉承这样一个理念：博物馆考虑建筑用途和核心作用的同时，将建筑扩建视为学习而不是教学的机会。
出于对当代博物馆扩大艺术展览空间程度的好奇，我查看了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扩建计划。MoMA第二阶段重建工作将在2020年秋天完成，届时，画廊空间将增长30%，而这一数值与肯珀当代艺术博物馆相比还算保守。肯珀当代艺术博物馆将增加50%的公共展示空间；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在搬到甘斯沃尔特街之后增长了100%；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最新项目为其带来300%的画廊空间。显然，扩建不仅是昂贵的，也是各机构关注和需要的。
LACMA表示，彼得·祖默托大楼始终面临物理问题（所有的建筑都有）。无论它最像意大利高速公路的休息站还是机场航站楼，我都会留给设计评论家们。我的观点是，损失画廊空间不应该成为焦点。博物馆应该注重如何利用新空间展示艺术，以及如何吸引观众。
长期以来，“观众参与”一直是热门话题。因此，令我惊讶的是，LACMA的一项展品或展品组进洛杉矶社区的计划招致更多批评。我对这个想法很熟悉，因为黑人紧急文化联盟（BECC）曾在20世纪60年代对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发出抗议，当时哈莱姆区（Harlem）正是我抗议的地方。正如阿鲁娜·德苏扎(Aruna D’souza)在她的《Whitewalling: Art, Race &Protest in 3 Acts》一书中指出，BECC要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五个行政区内的展览空间展示其藏品，以消除它在第五大道上所享有的排他性。
考虑到公共交通和烦心的交通问题，对于LACMA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关键时刻。为什么不能让观众在自己的社区就接触到LACMA的珍宝呢?当然，去朝圣在威尔希尔的博物馆是值得的，但也取决于你的距离和你对艺术的决心，这可能不是一次随意的旅行。
此外，我还注意到UndergroundMuseum和洛杉矶当代美术馆（Los Angeles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倡导的模式。2015年，艺术家兼Underground Museum创始人诺亚·戴维斯（Noah Davis）与当时的MOCA总策展人海伦·莫尔斯沃斯（Helen Molesworth）建立合作关系，将藏品带到阿灵顿高地的博物馆。UndergroundMuseum位于以黑人和拉丁裔工人为主的社区中，收藏着戴维斯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正如《洛杉矶时报》作家CarolinaA·Miranda所说，“在他的作品、其他知名艺术家的作品和周围邻里之间形成了对话”。“从更大的艺术机构的角度来看，“嵌入社区”的关键在于，不是因为社区缺乏某种文化而引进，而是促进艺术创作在当地条件、文化和艺术的语境中寻找新的意义。”
我经常谈到我曾担任过馆长职位的皇后区艺术博物馆（Queens Museum），与基于社区的艺术活动进行协作时，尤其是在社区围绕文化工作组织的情况下，是如何“从背后领导”的。在这些项目中，“大鱼”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来利用更高的预算和它们的影响力。皇后区艺术博物馆巧妙地利用社会和政治资本，与市议会成员和交通运输部倡导重建Corona Plaza。Corona Plaza在翻修之前，是当地文化利用不足的热门聚会场所（现在，它经过大量改进和使用的公共空间，位于Corona心脏地带）。正如Molesworth在谈到MOCA在Underground Museum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所说，“……Underground Museum起主导作用，我们处于次要地位。”我完全支持这种做法。
但这些基于美国实情的举措并不是唯一模式。2012年，卢浮宫开放了位于巴黎以北200公里处的伦斯大楼。此举旨在展示卢浮宫巴黎中心以外的大量藏品。
2011年，荷兰埃因霍温的范阿贝博物馆(Van Abbe Museum)更进一步，把或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家毕加索创作的《Bustede Femme》借给巴勒斯坦国际艺术学院（International Art AcademyPalestine），这是该学院院长、艺术家卡勒德·胡拉尼（Khaled Hourani）构想的。该项目经过两年时间规划，从保险到运输程序等方面挑战了许多机构间的贷款协议，以显示安全性，突出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的条件。它第一次把毕加索的作品带到拉马拉。
另一个由艺术家托马斯·赫什霍恩（ThomasHirschhorn）发起的项目，把乔治·蓬皮杜中心（Centre Georges Pompidou）收藏的珍贵艺术品，搬进了巴黎郊区的一个临时博物馆。Hirschhorn’s Precarious Museum建筑由胶合板、钉子和建筑胶带制成，它的藏品当然与赫什霍恩的名字相符，但也收藏了杜尚、达利、博伊斯、马勒维奇、蒙德里安、沃霍尔和勒柯布西耶的作品。
我最近听说了Peju Layiwola在罗德岛设计学院做的一个演讲。在谈到她作为约鲁巴和贝宁文化遗产中为数不多的，使用自13世纪以来在贝宁使用的铸造方法的女性之一时，她不得不去国外参观这些著名的贝宁青铜器（争论的焦点尤其是在19世纪殖民国家掠夺这些对象）。
在2018年12月的一次采访中，布鲁克林博物馆馆长安妮·帕斯捷尔纳克(Anne Pasternak)提到了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成为一座伟大的博物馆。
她说：“近几十年里，重点更多放在扩建上——扩建博物馆的占地面积和预算。现在，我认为这项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再创造——质疑过去的正统观念，创造一条可持续的、相关的、令人兴奋的前进道路。”
帕斯捷尔纳克的想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让我们重新思考机构所依靠的职能结构。我们不仅需要考虑物理结构，还需要考虑治理、人员配备、编程协议和策略，这些往往会维持现状，并在博物馆内部和更广泛的社会中强化不公平的权力关系。
这时，当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试图使领导层对从扩建期间的工资压制到资金来源的一切负责时，它比用规模和面积来评估建设计划的可行性和可取性更加合适。我想补充的是，从结构上讲，围绕博物馆的公平和准入是未来关联性的唯一途径。也许，如果更大的机构寻求与社区组织、公共图书馆和城市中其他有重要地方历史的组织合作，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收藏的艺术品，以及它们如何在博物馆之外发挥作用。艺术专家绝对可以从这些经验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