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的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举办了一场为期六个月的关于明信片的主题展览，名为《明信片上的世界：1960年至今的艺术家明信片》（The World Exists to Be Put on aPostcard: Artist’s Postcards from1960 to Now）。这些艺术家的明信片在创作主题上涵盖了政治及社会问题，例如女权主义、反战抗议、防治艾滋病等，其中包括了美国女权主义艺术家LyndaBenglis、英国披头士乐队主唱John Lennon和其妻子Yoko Ono、波普艺术先驱Andy Warhol等人的作品。
事实上，时代更迭，1960年代随着邮件艺术的兴起，明信片的用途不仅仅局限于通信和交流，亦成为了艺术家颠覆和创新的媒介，艺术家利用明信片亦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但这些明信片上的艺术一直以来在艺术史上都未得到过应有的重视与正名，所以Jeremy Cooper亦希望通过此次的展览让大众重新审视这些明信片上的艺术创作及其价值。
信息传播的载体
众所周知，明信片由来已久，其问世距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据史籍记载，1865年10月的一天，有位德国画家在硬卡纸上画了一幅极为精美的画作准备寄给他的朋友作为结婚纪念品。但当他到达邮局时，邮局出售的信封没有一个能将他的画作装下。画家正为难时，一位邮局的工作人员建议画家将收件人的地址、姓名等一起写在画作的背面寄出。果然，这张没有信封的“画片”如同信函一样寄到了朋友手里。这样，世界上第一章张自制的明信片就悄然诞生了。但世界上最早发行明信片的国家是奥地利，1869年由奥地利一位博士提议开发明信片，并将其列为印刷品邮件，以降低邮费价格，奥地利邮政部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与同年10月1日在维也纳邮局正式发行。
此后，在1889年巴黎世博会期间，明信片开始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媒介被大众广泛追捧。发展至1890-1920年间，明信片的风潮达到了全盛时期，在电话尚未普及的年代，明信片成为了十分普及的信息传递工具，其地位甚至取代了传统的家庭相簿。到20世纪20-30年代时期，剪贴簿、商业化的情人节贺卡和海报亦逐渐进入大众视野，而明信片在宣传和广告用途上的作用更具有优势，这些功能使得明信片这种艺术形式得到了持续的发展。
伴随着波普艺术与商业的发展，明信片亦成为了展览的邀请函，这种方式使得原本简单的明信片被赋予了独特的艺术格调，是商业化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高端的品牌商们通过艺术家的巧思与设计来提升品牌文化，而明信片的形式也从中得到了不断的创新与延续。诸如，著名的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将明信片制作成了《Holy cow! Silverclouds! Holy cow!》的展览邀请函，品牌Fendi曾采用带有漫画气泡框的纯白明信片作为邀请函，而Oliver Spencer则从美国极简主义雕塑家Richard Serra的作品中获得灵感从而设计了简洁独特的明信片式的邀请卡。
现代艺术与明信片
20世纪初期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变革，现代艺术随之兴盛，在这其中，很多艺术家开始将明信片作为艺术创作的载体，为我们研究当时的艺术创作形态与思想留下了丰富的史料。
例如，在这一时期，赫赫有名与“青骑士”齐名的来自德国德累斯顿的表现主义艺术家团体“桥社”（Die Brücke）中的艺术家们就通过明信片创作了很多作品，其中很多是对生活瞬间的描绘与定格。诸如，马克思·佩希斯坦（MaxPechstein)的作品《海滩日光浴》、《钓鱼》，基希纳的《沐浴的女性》，以及罗特卢夫以波罗的海的小村丹卡斯特（Dangast）的一间农舍为素材创作的《漂亮的西红柿》等作品，这些作为通讯卡片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桥社”艺术家的创作，明信片在这其中成为了20世纪初德国表现主义艺术的传播媒介与承载艺术的载体，其中日常生活、静物、风景、肖像、裸体在这一时期都成为了明信片艺术表现的主题。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还有颠覆了整个艺术界的达达主义的创始人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作品《周日之约，1916年2月6日》（Rendez-vous duDimanche 6Février 1916)，这件艺术作品由杜尚给邻居所写的四张覆盖满字符的明信片所构成，而这些字符却不构成任何意义，杜尚希望借此来强调语言本身的无效性。
随着新艺术运动的蓬勃发展，艺术家阿尔丰斯·穆夏（Alphonse Maria Mucha）以及ErnestLouis Lessieux等人亦为我们留下了很多明信片上的艺术创作。作为新艺术运动的领军人物，穆夏的艺术创作借鉴了浮世绘的平涂技法和轮廓勾线，简洁富有表现力的线描、明快清透又华丽的色彩，充斥着浓郁的拜占庭艺术的美感，富有装饰性的花草植物，优美的人物曲线、恬静的面容、典雅又活力十足构成了穆夏艺术创作的风格。响应新艺术运动的思潮，在主题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以及对女性特质的凸显亦表现了穆夏对过度工业化、非个人的、“男性化”世界的反抗。例如，其作品《PostcardJob Cigarettes》中就突出表现了这一特质。
此后，随着现代主义设计的诞生和发展，包豪斯的师生们于1923年的“包豪斯学校作品展·魏玛”上展示了一批集成了现代主义艺术与设计美学与探索的明信片作品。共有20张，包括了莱昂内尔·法宁格所勾勒出的棱角分明的城市风光、瓦西里·康定斯基所呈现的线条和形状的碰撞、保罗·克里富有诗意的形式探索等等，从中让我们看到了包豪斯对现代主义艺术设计与教育的探索。
到了1960年代，饱含实验性、基于表现艺术的“激浪派”（Fluxus)运动正式开启了艺术家创作明信片的潮流。激浪派艺术家们擅长运用幽默和具有颠覆、讽刺意味的象征手法对一些问题进行抨击，表达了对艺术世界精英主义的祛魅。例如，Ben Vautier的作品《邮差的选择》（The Postman’s Choice，1965-1967），Ben Vautier分别在同一张明信片的两侧都写上了邮寄的地址，这就意味着同一张明信片可以寄给两个不同的人，而寄给谁，就成为了邮差的选择。同时，明信片在现代艺术中亦是一项创作记录的重要媒体与现成的材料。
例如，艺术家Stelarc Arcadiou的作品《侧面悬挂事件》（1978）就首选了明信片来作为记录和推广的方式。而在雕塑家蕾切尔·怀特雷德（RachelWhiteread）的创作则是通过改变现有明信片而实现的。例如，在作品《无题》（Untitled,2005）中，蕾切尔通过在一幅高山风景的普通旅游明信片上打了大大小小诸多不同的孔，使之几乎变成了一种2D雕塑。
同样将明信片作为现成的艺术创作材料的还有日本艺术家河原温（On Kawara），在其作品《我起床》（I GotUp）系列中，他用了1500张明信片标记了当天起床的时间，并寄送到全世界。他的创作是以个体为中心将对象、人物、地点、信息客观地记录下来再档案化的一个过程，通过这些记载宣告了个体的存在，从另一角度而言，这些简单的记载亦是与1960年代之后愈演愈烈的权力运动（民族、性别、种族等）形成了对比，带有一丝东方的禅宗与哲学，揭示了时间与人生的虚无。
战争主题与明信片中的艺术
战争对于每个民族而言都是沉痛的，明信片作为政治宣传与便捷通讯的方式亦在20世纪初期被广泛的应用起来。例如，1904年的日俄战争时期，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日本的明信片为战争主题的明信片开创了大规模描绘战争场景的先河。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美苏冷战时期。在众多描述战争场景的明信片中，这一时期的日本明信片凭借其的独特的美学风格脱颖而出
。拼贴，是其常用的明信片设计技巧。在日俄战争的场景描绘中，常常将日本海军军官的头像与一簇簇的日本樱花、军舰的剪影或者是代表民族的红日并置，使之充满了其民族的美学符号。这种绘画与照片形式的并置，让这一时期的日本明信片兼具了社会纪实的功能与本土艺术风格。此外，还有一些明信片延续了日本的木版画风格，采取纯粹绘画的形式，把战争场景描绘成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浪漫征途。例如，在《士兵迁徙》中，描绘了在皎洁的月光下，背着刺刀的士兵整齐排列着，借着当空皓月，走过了一片旷野，颇有诗歌中“带月荷锄归”的意境。这种独特的日本美学，在激发日本民众爱国热情的同时，也试图在掩盖战争的残酷本质。
一战爆发后，每天有500万张明信片被寄送到前线，又有350万张明信片从前线被寄回，这使得明信片的发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了鼎盛时期。同时，作为新的传播媒体，明信片相比于海报和政治漫画，在传播方面更为容易，亦促使它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宣传艺术形式。一战的爆发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话题，明信片不仅成为了家人之间互相寄托思念的载体，亦成为了宣传、讽刺或表达爱国主义情怀的载体。
例如，《1914年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中借用了希腊神话故事将一战中的参战国拟化成了不同的人物和动物，讽刺了战争的残酷，亦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此外，还有广告艺术家Private Fergus Mackain的作品《汤姆在法国的生活》（Tommy’s life in France），PrivateFergus Mackain曾在1915年被征募进入皇家燧发枪团在法国服役，这张作品以幽默的视角体现了战争中的生活。
战争主题的艺术表达不仅包含着政治、伤痛、情感，还包含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要和平，不要战争一直是人们内心的夙愿，爱与和平也一直是我们内心的追求。在这一主题的表达上最负盛名的莫过于《战争已经结束！》（War isOver！)作品，由英国披头士乐队的约翰·列侬与同为艺术家的他的妻子小野洋子于1969-1970年共同创作。1969年11月，美国人民对持续十余年的越南战争的反战情绪达到了高潮，数十万人进行了反战游行，在圣诞节前夕，列侬夫妇创作了这件《战争已经结束！》以此来呼吁爱与和平。与之类似的还有英国艺术家PeterKennard的反战系列的明信片。
女性、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表达
20世纪艺术史中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女性主题艺术的发展，伴随着女权主义运动浪潮的掀起，诸多艺术家亦通过明信片为介质来探讨与表达了女性主义这一主题。诸如，美国艺术家艾莉森·诺尔斯（Alison Knowles）与女性音乐家宝琳·奥利华斯（Pauline Oliveros )合作设计明信片系列，以“贝多芬是女同性恋”、“莫扎特是爱尔兰非裔洗衣女工”等口号表达观点，讽刺了当时音乐界忽视女性的现象。
与之类似的还有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的明信片作品《作为一名女艺术家的“优势”》（TheAdvantages of Being a Woman Artist，1988) ，在这件作品中，游击队女孩列举了14项所谓成为女性艺术家的好处，以反讽的态度讲述了西方艺术圈对于女性艺术家的不公正。以及Bill Gaglione 和 Tim Mancusi 的作品《达达乐园》（Dada Land，1975/1977），这件作品是Gaglione 和 Mancusi 为所谓的第一届“香蕉运动会”而创作的，表达了运动竞技中隐含的性别歧视。
明信片作为传播媒介与现成的创作材料亦成为很多先锋艺术家表达政治与社会问题观念的选择。诸如艺术家Cath Tate的艺术作品《阻止街头犯罪》（Prevent Street Crime, 1982), 采用了照片合成与拼贴的手法，讽刺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执政期间被认为帮助富人阶层从贫民阶层获取财富的做法。与之类似的还有South Atlantic Souvenirs在同年所创作的《犯罪浪潮》（Crime Wave，1982），画面中描绘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演讲中向大家微笑挥手的图像，作为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的缩影，玛格丽特·撒切尔挥手的的画像戏谑地讽刺了同年发生在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马岛战争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Ruth Proctor的作品《总是想要在别处》（Always wanting to besomewhere else, 2012），由四张商业明信片组成，上面用毡头笔书写了always, wanting, to be,somewhere else这几个英文词汇, 这四张相同的明信片是艺术家在柏林旅居六个月搜集的，呈现的图景内容是被柏林墙所分割开来的西柏林和东柏林。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图像设计的普及亦使得明信片的传统观念意义正在消亡。与此同时，明信片的艺术价值得到了凸显。作为信息传达和艺术创作的材料。明信片的有趣之处在于艺术家所传达的观念，一张单薄的明信片可以是一个事件的纪念品，亦承载着艺术史上某个时刻的思想与观念。从小小的方寸之间的艺术，一方面为我们呈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与生活图景，另一方面，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颠覆、思考与观念交织的缤纷多彩的艺术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