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沪上越来越多的文化活动以雅集的形式推出，将书画、曲艺、文玩、鉴赏、茶道、画艺等诸多雅文化元素融为一体。而在故宫博物院前不久举办的“几暇怡情——乾隆朝君臣书画特展”中，不少作品以表现雅集为主题。乾隆不仅亲自临摹那些表现文人雅集的经典画作（《临宋人西园雅集图卷》），甚或用自己的形象代替了原先的人物，置于古画中表现文士生活的场景里（《乾隆帝是一是二图像轴》），以建构某种“虚拟现实”的想象之景。
所谓“雅集”，简单来说就是指古代文人雅士聚集在一起，进行与文学和艺术相关的游艺活动。那些赏心雅事，往往在这样的雅集中得到某种高密度、戏剧化的呈现。兰亭曲水流觞，竹林谈玄论道，都是千古流传、人们耳熟能详的风雅集会。在那些雅集参与者聚集的当时，他们恐怕很难想见，自己与朋辈或同志者的某次集会，将在文学和艺术史投下极为重要的锚点；有关雅集活动的文学叙述和艺术记录，亦使得那些雅集雅事，被无数后来人反复地加以想象、表现和效仿。
忘情诗酒
在古代文人相对自发、平等地以诗文唱酬、操习雅事为目的进行集会之前，掌握权力的帝王或贵族是雅集的主要召集者。后汉建安时期，围绕着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的文人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其中又以孔融、陈琳、王粲等七人最能代表当时的文学面貌和成就，故合称“建安七子”。
他们之间的交往，常被认为是雅集最初的滥觞。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回忆道：“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足见其与七子昔日于邺下（今河南安阳）雅集之乐，以及他与这些文人名士的良好关系。在他们的雅集活动中，美酒和诗歌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醉中得意，信口成诗，虽有君臣之别，此酒酣耳热之际，恐怕亦陶然忘怀。
到了魏晋时期，名士皆以放浪形骸为态度，饮酒酣醉几成日常；士人不光为寻乐而饮酒，更因当时政局混乱、抱负难酬，故须借酒浇胸中块垒，佯醉避时政之祸。也正是在此时，饮酒与文学创作有了更加深入的结合，成了雅集中常态化的风雅游戏。
西晋太康年间，刘琨、陆机、陆云、左思、潘安等二十四人，常聚会于石崇位于洛阳的别墅金谷园中，时人称之为“金谷二十四友”。石崇在《金谷诗序》中记述了一场在金谷园为朋友饯别的宴会；在这场宴会中，嘉宾们“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
他们或登高赏景，或近水临风，或聆听丝竹，或饮酒赋诗，这些风雅的活动标志着这场饯行宴会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一次雅集的原因：它是一次有着身份和审美双重门槛的宴会，与会者不单是身份尊崇的名流士族，还必须通解文学与艺术（当然这一般也是两晋士族的基本素养），否则便无法参与到“各赋诗以叙中怀”的文学游戏中。这种非正式的、趣味性的文学游戏还设置了一定的规矩：如果作不出诗，便需要罚酒三斗。这种惩罚方式被称为“金谷酒数”，自此之后成为了后代文人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学游戏规则。
真正将这种雅集中的诗酒游戏发扬光大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兰亭雅集”。在暮春之初修禊之日，东晋的士族们燕集兰亭，利用自然蜿蜒的流水让羽觞（带耳的酒杯）顺流而下，漂到谁面前便需作诗一首，否则便须按金谷酒数罚酒，以此为戏。虽然其行为本质上与石崇等人所为并无分别，但无论就环境还是形式而言，相比炫耀奢靡的金谷园，兰亭雅集中“雅”的程度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对远山而赋诗，临清流而停觞，斯人风流如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在其千古名作《兰亭集序》中着力表达兰亭雅集所处风景之美，但与石崇精心构筑的庄园不同，王羲之等人的审美对象是自然的天地，“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但崇山清流不假雕琢，在东晋士人眼中却远胜人造的风景。清幽的风景，高蹈的名士，诗酒的游戏，一切细节都朝着更加风雅的方向擢升。
琴茶一味
北宋画家李公麟曾作《西园雅集图》，表现自己与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秦观等文人雅士在驸马都尉王诜府中作客聚会的情景，也正是文头提到的、乾隆临摹的那幅画作。通过《西园雅集图》我们可以看出，相比金谷园雅集和兰亭雅集，宋代的雅集活动呈现出了更加多元和松散的特征，一次雅集可以包含多项活动，挥毫题字者有之，抚琴拨阮者有之，打坐参禅者亦有之，而人人皆可自得其乐，大可以一种流动的方式参与到各类不同类型的雅集活动中去。
在宋代兴盛蓬勃的文化氛围中，雅集显然已经成为了广泛意义上的艺文活动的集中载体。
在两宋隐逸、崇道、尚雅的风气影响下，雅集进一步向着不断雅化的方向发展。在宋代之后的文人题材绘画中，弹琴的场景往往越来越多地取代了丝竹合鸣，烹茶品茗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推杯换盏；琴与茶，成为了雅集中新的主导元素。
如果说唐代的音乐、尤其是宫廷音乐受到了胡乐的极大影响，那么琴在宋代迎来了复兴后的高潮；“能得清淡平和之性，方能悟得琴中之趣”，琴的演奏方式和效果与宋人心目中理想化的雅集模式和文人心性是相互匹配的，并被认为弹琴与撰写诗文一样可以抒发性灵。
白居易有诗《船夜援琴》，可作为雅集中操琴之风的写照：“鸟栖鱼不动，夜月照江深。身外都无事，舟中只有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琴声冲和悠远，沉穆散淡，正切“雅”之正义。试想三两知己，焚香静气，以音乐疏瀹五脏，澡雪精神，当是如何风雅的光景。
在唐宋之后的雅集活动中，饮茶往往也代替饮酒，愈发成为了雅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继唐代陆羽的《茶经》和苏廙的《十六汤品》之后，烹茶和饮茶的方式已经非常理论和系统化了。到了宋代，上至九五之尊，下至士大夫阶层，依然都对此道极为热衷。
宋代流行的“点茶法”与唐代主流的“煎茶法”不同，须将茶叶末放在茶碗里，注入少量沸水调成糊状，然后第二次注入沸水，同时以细竹篾制成的茶宪搅动，形成带有浮沫的表面。这样的饮茶方式，催生了“斗茶”之风的流行。所谓斗茶，一斗汤色，二斗水痕。茶汤颜色需用茶筅击拂至纯白，色不够白则说明焙茶火候不对；茶沫匀细，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故名曰“咬盏”。若汤花不能咬盏，很快散开，汤与盏相接的地方露出“水痕”，则“水痕先退者为负”（祝穆《方舆胜览》）。
这种斗茶之戏本质上与曲水流觞一样，亦可被看作是一种游戏化了的雅集活动。为了更好地观察白色的浮沫，宋人大量使用建窑一系出产的黑色茶盏。黄庭坚有“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之句，形容的正是以建窑盏喝茶的场景，极是雅致。如今，我们仍能从日本的抹茶道及日本人对黑色茶盏的珍视中感受宋代饮茶风尚的余绪，尽管茶文化其实已在东瀛另表一支了。
拈花传香
除了烹茶之外，宋代文人还将插花、挂画、焚香与其并称为“生活四艺”，营造出兼顾视觉、味觉和嗅觉等多重感官体验的生活空间。
插花之艺脱胎于佛前供花的形式。《南史》载：“晋安王子懋，字云昌，（齐）武帝第七子也，……年七岁时，母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可见供花献佛是将鲜花作为装饰甚或一种雅事的早期雏形。
隋唐五代之时，插花之艺从佛前供花逐渐发展到宫廷和民间，成为了居室中的重要点缀；用来插花的器具逐步扩大到金属器、瓷器、竹器、漆器等多种不同类型，插花的方式和位置也开始变得多元。南唐李后主的“锦洞天”便是一例，宋代《清异录》中记述：“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栱、阶砌并作隔筒，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李后主深谙词翰，喜好风雅，他将插花发展成了一种遍布室内空间的“整体艺术”，以大量花卉营造出一个纷繁华美的“花房”。遥想宫室满饰繁花，当如仙人洞府，令人思之神往。
至于文人插花，相较下则呈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味；宋代制瓷业发达，插花器皿变得愈发易得也愈发精良，文人们开始推崇清净、疏朗、素雅的插花风格，更常常赋予了花木拟人化的品格，借花草来抒情咏志，寄托他们对文人风骨与清高品性的赞颂与追求。这种倾向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花鸟画与“四君子”题材绘画在后来的发展与流行。如果说早期的雅集多是士人们置身自然山水之间，慨叹造物之鬼斧神工，那么插花则将这种对自然的欣赏延请至室内的空间，使人于精微处想象无穷。
中国人用香的历史也相当久远，考古出土的香具中，战国、两汉的香具绝不在少数。宋朝以降，焚香愈发成为士人生活中的风雅要事，“有香烟处，不必皆是般若，香与香具实已结构为两宋时代充满细节的生活故事。”（扬之水《两宋香炉源流》）宋代诗人陆游就喜爱焚香，他曾写诗道：“官身常欠读书债，禄米不供沽酒资。剩喜今朝寂无事，焚香闲看玉溪诗。”酒钱都凑不足了，焚香读书却是不可或缺的雅事，足见宋人对香道的重视程度。
宋人所焚之香多为合香，所谓合香即取多种香料和合而成，以使其香味细腻多变，常用香料包括沉香、白檀、丁香、藿香、零陵香等等，可谓五花八门。不少宋代一流的文人，如苏轼、黄庭坚等等，都是制香的个中高手。合香一道已相当彰显文人的个人趣味，而烧炭、埋炭、理灰、添香等繁琐而细微的焚香步骤，更将其上升为某种艺术之道。士人燕居时焚香，可以调精神、发幽思；而雅集时焚香，则更为现场添上了一重嗅觉的浪漫。
雅集活动便这样朝着细节化、沉浸化的方向不断发展，士人们在其中追求着某种越来越精微的感官乃至精神体验。当然，无论历代雅集中的活动如何花样迭出，无论雅集如何在模仿和创新中不断嬗变，其追求风雅的内核却始终未曾改变。“雅”之精神，发散表里；人生趣味，也便俱在雅集、雅事之中。
作者：小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