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光明日报》刊发《博物馆展出复制品,尺度在哪里》一文,探讨艺术复制品进入博物馆是否有损博物馆本身的原真性、权威性和严肃性。
我不禁由此想到几年前的一场争论。2010年,美国博物馆研究者史蒂芬·康恩(Steven Conn)的《博物馆是否还需要实物》一书在公共历史学界引发一场不小的震动。对于上述问题,康恩的回答是“不”: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博物馆放弃对物的执念已是大势所趋。我认为,康恩对博物馆中的物采取了简单化处理。
物质性是博物馆的身份证,失去这一点,博物馆和图书馆、展览馆、文化馆,甚至剧场、礼堂,还有什么不同?但是,博物馆的物绝不仅仅指收藏在库房、展陈在展厅的物,而是更加广泛、多元和复杂。所以,我倾向于,不管物怎么变,博物馆仍然离不开它。但是,和康恩一样,我也认为,那些传统上作为收藏和展陈之物的,一直被认为是博物馆的核心和根基的物,已经不再重要。甚至,从诞生之日起,博物馆就在不断努力地切断对传统收藏和展陈之物的依赖。如果它们都不算是博物馆舞台上的主角,那么由物的复制以及“复制品”的展陈引发的“本真性”问题也就是虚幻命题了。
历史上的什么时候,收藏和展陈之物的本真性最被关注?这恰好发生在近现代意义的博物馆诞生之前。只有当这些物被视为祥瑞、魔法或者财物之时,它的拥有者才会格外关注物的真实性、代表性和稀缺性。博物馆是社会公共性的产物,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服务于公共休憩、教育和表达,致力于建构公共认知和知识,这是博物馆的门槛。馆藏只是博物馆活动的载具,而不是世代永守的瑰宝。
因此,本真性疑虑带来的“复制品”实际上是一个与时代错位、与博物馆的公共性和教育功能背道而驰的概念。没有人喜欢“复制品”,因为,“复制品”努力模仿,却始终低“原件”一等,是在后者不可得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但是,“复制品”冲淡“原件”的是宝物价值,而不是教育功能。作为文化载具的“原件”没有排他性,其他的物和物的转型形式都可以等同有效地用于这个目的;但是,作为宝物的“原件”的排他感很强烈。康恩所说的“博物馆不再需要物”也就是指在服务社会公众的路上,博物馆并不依赖于“原件”,替代性甚至多元展陈品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博物馆使用替代性展陈品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雄心勃勃的特展上,不同来源的展陈品可能涉及法律、伦理、经济甚至后勤物流问题,任何一个方面的意外都可能导致展柜里出现空位。即使是属于博物馆的永久馆藏,因为藏品自身的物理属性和不如人意的展陈条件,都可能导致藏品从展柜中撤除下来。甚至博物馆的永久馆藏也不永久,政治、法律或者伦理问题都可能造成馆藏物归原主。
但是,采用替代性或者多元展陈品并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滥竽充数。今天的博物馆应该有信心,在实现博物馆的教育和表达功能上,将替代性展陈品做得更好。如果没有红外线照片,早已氧化褪色的帛画还得继续依靠似是而非的线描摹本。触摸屏上的全角度影像可以让观众像曾经的主人一样,翻来倒去,远观近览地琢磨只能静置在固定位置上的艺术品。互联网技术让博物馆实现了永不落幕。事实上,替代性展陈品可以传递更清晰、更完整、更独特的信息,可以克服展柜带来的隔离感,可以服务于更多观众。我所说的“博物馆仍然需要物”就是指这种情形。
所以,我既希望博物馆不介意甚至大胆使用“复制品”,不论是“原件”还是“复制品”都能恰如其分地用来讲故事,也希望,吸引观众到博物馆的不再是那些稀世罕见、价值连城、精美绝伦的“物”。
作者:徐坚 系上海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