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权力的集中与分化

时代浪潮的冲击使得艺术权力不可避免地从集中走向了分化,具体说来,是社会政体的变迁、市场经济的狂飙以及艺术本身的多元化走向分化了核心权力体系的话语权。全国美展曾经在艺术界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但时至今日,艺术家具备了多重选择的机会,当然,放弃全国美展的原因也并非仅仅只是因为机会的增加。

吴冠中先生曾尖锐地批判美协与画院体制,其实时代前行,受到冲击的不仅仅是美协与画院,艺术媒体也从往日唯核心期刊马首是瞻的局面变为多向发展,艺术理论研究分为旗帜鲜明的“朝野”两大阵营,同样,艺术展览和收藏从政府主导走向民间资本运作,甚至艺术教育也未必再以美院体系作为核心选择方向,等等。总之,以往高度集中化的艺术权力现在都不同程度地走向了分化。

艺术史中艺术权力从集中走向分化的案例其实并不鲜见,19世纪前半叶的法兰西学院掌控着文艺界的绝对话语权,学院力量主导的“巴黎沙龙”则牢牢掌控着每一位艺术家的命运,入选沙龙展或者在沙龙展上受到关注即意味着肉眼可见的成功。但德拉克洛瓦、库尔贝、马奈及其继任者打破了这种话语权高度集中的局面,以法兰西学院为主导的“巴黎沙龙”展的没落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印象派的兴起早已昭示了未来艺术体系的结构方式。

马奈《草地上的午餐》1863

但不同的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让马奈及伴随其《草地上的午餐》而声名鹊起的“落选者沙龙”其实依然是由官方主导的展览,其背后并非是学院派势力的妥协或者观念的转变,也不仅仅是迫于前印象派艺术变革的燎原之势,其深层原因其实包含了法国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与新兴中产阶级之间的政治博弈。当然,技术的进步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艺术家观察世界的方式,但决定性因素依然在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迁。正如文人画的衰落与海派的兴起与封建政体的没落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存在着诸多必然的关系一般。

显然,法兰西艺术学院主导的沙龙展览和新中国美术都属于艺术权力高度集中化的时代。刚从“救亡图存”以及“解放战争”走出来的新中国固然需要为政治服务或者为人民服务的“美术”与文化,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可以看出这种艺术理念及其政治倾向,所以,即便是后来的“中国画革命”运动,其精神内核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如果说彼时的时代需要赞美诗和伟大与不朽的英雄抚慰特定时代的“伤痕”,那么在后改革开放——或者说后现代的今天艺术和文化如果依然在“乡土”着,则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况且,法兰西学院沙龙权力走向分化是在19世纪后半叶,而全国美展的权威则延续到了二十世纪最后十年。

当然,中国也有其历史遗留问题,从徐悲鸿对马蒂斯的不屑也可以看出核心权力体系对现代主义乃至当代艺术的保守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从艺考、教学及毕业展等均可见出这种保守态度。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时代不可避免走向变迁,以往的全国美展实际是“政治-美术”的两极核心权力体系的显像表现,新思潮的进入以及市场经济的繁荣最终导致这种核心权力体系分化为体制内、外的双线并行。

体制内分化为美协、画院、研究院、美院、核心期刊、美术馆、全国美展等多重权力机构,体制外则是画廊、美术馆、策展人、批评家、收藏家、基金会、双年展、博览会、媒体等合谋局面。“星星美展”、“85美术新潮”、“89现代艺术展”以及“93威尼斯双年展”等当代艺术进程印证了这中变化轨迹。但当代艺术进程的背后是社会政治的变迁,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对撞,是不同价值观的选择结果,一如新兴中产阶级最终选择了色彩明亮与自由表达的印象派绘画。“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终将选择新的艺术价值观,或许最终将——也可以说已经在左右艺术的未来发展方向。

​库尔贝 《画室》

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作为新世界艺术权力中心的美国,曾经前卫的现代主义在后现代主义面前逐渐变成了保守派,这里边多少也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博弈,二战后流亡美国的知识分子、黑山学院的精神领袖凯奇与劳申伯格、康宁汉姆等人开启了当代艺术的新局面,背后是作为保守派的形式主义的式微与隐退,黑山学院的包豪斯血脉及其后来者激浪派无疑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代表精英阶层文化的形式主义的对立面。

知史可鉴未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论黑山学院及其继任者的艺术理念是基于左翼还是右翼立场,历史的车轮总是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也主张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吗?马奈《草地上的午餐》与库尔贝的《画室》均未曾出现在沙龙展上,更遑论获奖,但这些作品却在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对沙龙展而言无疑是莫大的讽刺。但,这就是全国美展的现实!

作者:郭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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