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文化旅游部（Turkey’s Culture and Tourism Ministry）日前在首都安卡拉的安纳托利亚文明史博物馆（Museum of Anatolian Civilizations），向中国驻土耳其大使移交两件中国文物，分别是唐代石窟寺壁画，以及年代大约是北朝晚期至隋代的墓葬陶俑。
去（2018）年12月，中国国家文物局收到土耳其驻中国使馆通报，称土耳其有关部门发现2件疑似中国非法出境文物，经鉴定后确认该文物属于中国，因此土耳其政府决定将文物返还中国。这是土耳其首次依据国际公约向中国移交境内的中国文物，两国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及中土于2009年签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的协定》一同协助让千年文物回到中国。
据不完全统计，自清末以来世界各国的公私单位所收藏的中国文物，总量可能超过1,000万件，由于国际上关于追索文物的国际公约并无强制力，因此顺利归还文物的案例相当稀少，多数皆难以将文物返还且容易引起争端。
如2018年1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宣布将归还西非国家贝宁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Benin）追索的26件文物，随即引起众多质疑声浪，如：今日非洲国家边界与殖民时期的边界有很大差距，难以确定文物的归属权，一旦归还可能引起非洲国家争端；或是担心非洲国家局势动荡，文物归还后的安全疑虑等。但这类观点也引发赞成文物归还方的驳斥，认为这些艺术品在被掠夺前，几世纪以来都是由非洲社会生产、保存并赋予生命力，为何今日需要回过头来向掠夺者的子孙证明他们具有保存文物的能力？
最早的西方博物馆：战利品与炫耀
至于要欧美博物馆返还文物如此困难？这要从博物馆（museum）设立之初说起。早在公元前3世纪位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又译为亚历山卓）就有名为“Musaeum＂或“Mouseion＂的文化机构，以展示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征战时所得到的珍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博物馆则专指欧洲君王、贵族与教会的“珍宝柜＂（curiosity cabinet）。这些珍藏从不对外开放，仅作为收藏者的财富证明。直到17、18世纪，大众开始有欣赏艺术珍品的需求，才有初步的“公共博物馆＂概念，大英博物馆与罗浮宫博物馆这两座全球最古老的博物馆，应运而生。
但展示着从殖民地非法掠夺而来的他国文物的博物馆，却也刺激着民众反思其正当性，透过战争行为而来的艺术品，逐渐成为西方民众无法接受的行为。像是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劫掠犹太人的私产，并打算以此建立博物馆的行为遭到各国强力谴责。
近代西方博物馆的反思
由于文化遗产被视为该国的宝藏与精神象征，联合国也推动制定相关文物公约。在近代民族主义的浪潮下，埃及、希腊与中国等众多拥有丰富历史文化的国家，开始不断向欧美博物馆追讨过去被掠夺的文物。同时刺激着欧美博物馆重新思考其收藏的伦理，如不再购买市场上流通的文物等。
近年欧洲国家已有零星的文物归还例子，如2010年法国总统萨科奇（Nicolas Sarközy）以“每五年续约一次且不限期限＂的借展方式，归还韩国政府不断声讨的珍贵古籍－《朝鲜王室仪轨》。但多数欧洲国家，如比利时、荷兰、德国仅拨经费予博物馆，让其梳理、识别文物来源以及取得方式，但关于将文物长期借展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讨论。
相比之下，身为全世界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最知名的大英博物馆，至今面对索讨、归还文物的声浪，官方态度仍维持相当强硬的作风，仅愿意提供短期借展，或是制作复制品以“归还”。尽管现代西方世界把博物馆将其定义为展示人类文明、全球史发展历程的场所，更把文物视作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遗产珍视着，但这丝毫不能掩饰过去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后对外进行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侵略行为。在去殖民化浪潮下的今日，或许是西方博物馆作出相应调整的最好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