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门画派崛起于明代中叶，是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地方艺术流派。代表人物有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他们被后世合称为“吴门四大家”。文徵明作为吴门画派的领衔者，不仅长于绘画，而且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他生于仕宦之家，作为男性成员，终其一生负担着家族里的社会义务。求取功名是他终身无法逃避的责任，理应成为他一生最核心的理想，然仕途坎坷、屡试不第，诗文书画却超群出众。尔后，为人熟知和赞誉的往往是其艺术家的身份。显然，艺术上的光辉成就已经掩盖了他作为古代士子的本来样貌。
文徵明 吴中胜概图 绢本 设色
一、仕宦之家和儒学教育
文徵明生于明成化六年（1470），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历经四朝，高龄九十。据《明史》记载：“文徵明，长洲人，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别号衡山，父林，温州知府。叔父森，右佥都御史。”据此可知，他是苏州人，最初以文壁这个称谓在家族中通行。而以“徵明”闻名于世，约莫是他三十岁左右的事情了。在他出生后，父亲文林进士及第。当父亲任职温州时，文徵明已行冠礼，开始独立承担家族中的人情和义务。叔父文森为成化十四年（1478）的进士，官至都察院。家族里的两位进士，足以显耀其门楣，以致这个传统家族的社会地位也得以改变了。文氏家族因科考崛起，养成了后世成员对科考的别样态度，如此来说，文徵明屡次应试也就顺理成章了。
文徵明生于官宦家庭，生活上的富裕足以为其提供优渥的教育环境。然而，幼年时的文徵明并未如人所期望的那般聪颖。《明史》言之：“幼不慧，稍长，颖异挺发。”王世贞在《文先生传》中写道：“先生生而外椎，八九岁语犹不甚了了。”次子文嘉所撰《先君行略》亦描述其“少时，外若不慧”。史料中记载的文徵明不仅不聪慧，反倒还有些迟钝。幸得出生书香门第，家境殷实。文父或是出于护子之心，或是出于对文氏家族的责任，他对这位“晚成”的儿子始终抱之以希望和信任。
明代科考命题取自《四书》《五经》。读书仕进是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文氏一族包括文徵明在内，无一例外接受着传统儒学教育，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书》《礼》《易》《乐》《春秋》为课业内容。古代士子践行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既满足于社会的期待，又符合特定群体的志愿。个体意志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不具备选择的权利和条件。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个体意志的弱或者强，他们都无从改变早年的人生轨迹，只能安于承受家族、社会为之于个人的安排。文徵明在这方面显然做得不错，不仅履行了文家士子的职责，而且还表现得异常刻苦，王世贞在《文先生传》中评价他“日记数百千言”。
在文徵明的教育上，文林的人脉关系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文父请来了吴宽教授文学、李应桢教授书法、沈周教授绘画。上述三人皆为一代名流，且与文父交好。三人愿入文家教授稚嫩小儿，不仅是对文氏一族显赫家世背景的敬畏，与文林的私交亦对意志产生了影响，至于后者在三人身上究竟有多大分量，恐无从考证。
家庭和教育是文徵明一生的起点，早年的生活境遇为他往后道路的前行创造了多重可能。文林延聘名师教授学业，主要是为应考科举作准备，以期延续文氏一族显耀的门楣。然而，文徵明经诗文书画的浸染和贤人指点下，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这种造诣既令时人钦佩，亦令后世追慕。
文徵明 湘君湘夫人图 纸本 设色
二、士大夫之貌和道义精神
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将“立德”“立功”“立言”称之为“三不朽”，此后“三不朽”便成了士大夫的人生信条和价值追求。“三不朽”意即道德高尚、建功立业以及提出良言，这是古代士大夫最高的价值标准。可惜千百年来企及者寥寥无几，不过士大夫们胸中的理想却未曾改变。文徵明身处士大夫阶层，深受古代士文化的影响，在德行情操方面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士大夫主静，故而在精神面貌上表现为沉静和内敛。 “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静曰复命，” 《老子》告知世人“静”是生命的本质和自然的常道。《礼记·乐记》有言：“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也就是说沉静是人的先天禀性。宋初理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书》中写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周敦颐认为，“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古代先贤把“静”视作天地万物的本源，它在个体身上主要表现为道德修养。士大夫们践行着先贤的哲思，在物转星移间沉淀和净化心灵，以期将至以“静”为本源的价值理想。
文徵明性格内敛、沉稳，世人知“文先生负大节，笃行君子，其经纬足以自表见”，“人品既高，而识见之定，执守之坚，皆非常人可及”。文徵明品行高洁，恪守道义，坚定地践行着君子之道。
据《明史》记载，宁王朱宸濠钦慕于文徵明的才华，想以重金聘请他，但是文徵明称病没有前往。父亲文林在温州任知府时，曾在诸生中擢拔过一位叫张璁的士子。张璁因在“大礼议”事件中支持明世宗朱厚熜而得到重用，张璁为报文林知遇之恩，暗示文徵明他可为其提供荫庇。此时的张璁尽管位高权重，但因“大礼议”一事罔顾礼教人伦而遭致士大夫群体的讨伐，以文徵明的道义和节操是断然不会接受的，在百般推辞中谢绝了张璁的好意。文徵明并没有为了一己私利与其同流合污，体现了士大夫拒绝攀附权贵的高洁品格。后文徵明面见内阁首辅杨一清，“一清亟谓曰：‘子不知乃翁与我友邪？’”杨一清问他是否知道杨和文父是故交，文徵明神情严肃地答道：“先君弃不肖三十余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实不知相公与先君友也。”他说，文父去世三十余年，未曾提起过杨一清，所以并不了解杨氏与文父之间的交情。文父确真未曾提起，还是文徵明有意隐瞒，此事已无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文徵明此言在于撇清与杨一清的关系。尽管杨氏地位尊荣，文徵明却不愿为了仕途与之攀附，倘若不与士大夫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的品行发生联系，文氏的行为实在有些令人难以理解。文徵明自知在官场上得罪了张、杨二人，不久便辞归故里，潜心书画。四方之士钦慕文徵明的艺术才华，纷纷前来讨要诗文书画，但是他不为权贵而折腰，富贵人家想得到文徵明的作品是极难的，对于王室及宫中人则毫不留情地表示“此法所禁也”。
之于文徵明，出生、阶层以及社会环境，似乎都在极力催促他成为士大夫群体中的成员。他在言行举止、道德情操、诗文书画方面，毫无保留地体现着士大夫的群像。
文徵明 玉兰图 纸本 设色
三、科考之路和艺术理想
古代社会职业画家尽管技艺卓越，却仍属画工之流，经济和社会地位都难以和士大夫阶层比拟。业余画家则主要由非专业的文人和官宦构成，他们在闲暇时绘制艺术作品，蕴育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风格和主题，表达了士大夫阶层的格调和意境。
文徵明出身官宦家庭，仕途理应比较顺遂，然而现实却格外失意。他在书画上的成就与科考之路截然不同，能够闻名于世也依仗于艺术上的造诣。倘若从他所处的阶层和人生历程进行评价，文徵明显然不属于职业画家一流，将他视为长于作画的士大夫似乎更为贴切。尽管文徵明在艺术上表现非凡，但还不足以令他摒弃文氏子孙的职责。对于科举，文徵明的态度甚为暧昧。文徵明屡次参加科考却未取得任何功名，以他的才华应付举业应该并非难事，以致有人断言文氏落地是有意为之，倘若果真如此，文氏又何以消耗半生功夫应考九次呢？这着实令人费解。嘉靖元年（1522），五十四岁的文徵明因李充嗣举荐入太学，谋得翰林院待诏一职。朝廷官员的身份提高了文徵明在社会上的名望，书画作品亦因其官员的身份增添了价值。文徵明的科考之路极不顺畅，却在有意无意中成就了他另一个身份——艺术家。为了搞清楚二者之间的联系，有必要对文徵明坚守了二十余载的应试之路进行一番梳理。
自弘治八年（1495）至嘉靖元年（1522），“十试有司，每试辄斥”。这里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文徵明在弘治八年因为父丁忧并未应试，实际参加科考的次数为九次。文徵明二十五岁第一次参加科考，到了知天命的年岁仍未中举，文氏慨然叹曰：“得不得固有命耳。”文徵明沉浸在落第的抑郁中，不得不将科甲上的失败归咎于命运。这样的归因并非毫无道理，倘若从文徵明身处的年代来分析，确实可以找出些许踪迹。成化三年（1467），政府废除荫官制，文徵明于三年后出生，不幸成了第一批需靠应试或捐资才能入仕的官宦子弟。但是，从家学渊源上来看，祖父文洪、父亲文林、叔父文森都取得了功名，文徵明中式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小。在他二十五岁第一次应考时，试卷的行文模式恰巧改为了“时文”（八股文），无疑增加了应试难度。如此来说，文徵明仕途上遭遇的坎坷也许显得容易理解了。嘉靖元年（1522），文徵明的仕途发生了转机。工部尚书林俊向应天巡抚李充嗣写了封信函，赞誉文徵明品行高洁、学问深邃、书法遒劲，随后李充嗣荐举文徵明入了太学。
文徵明在北京的三年，倘若不视之为艺术生涯的转折点，亦无法否认对文徵明心境和理想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文徵明赴京后，在林俊的提携下获封翰林院待诏。但是，待诏一职并非正式的朝廷官员，他又非科甲出身，在翰林的地位不得不用尴尬来形容。姚明山和杨方城两位后生曾嘲讽他为画匠，“我衙门众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耶？” 政治的残酷与黑暗又令这位文人无从应对。嘉靖六年（1527），文徵明返回吴地，“杜门不复与世事，以翰墨自娱”。北京三年，令文徵明的仕宦理想彻底破灭，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他无奈地接受了科场失意的命运，开始隔绝尘世的纷扰，决心以书画为志业，他艺术家的身份和样貌也越来越清晰。
文徵明 天平山图 纸本 设色
结语
文徵明终究属于士大夫阶层，他的出身决定了他无法迈开家庭和社会为之安排的路径。读书仕进是他作为士子理应承担的社会义务，父亲文林为他提供教育的本意在于为科考作准备，至于文徵明在书画上有出奇成就则纯属偶然。古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中，职业画家属于工匠之流，作品的格调和意境远逊于文人之作。所谓职业画家，一在于工匠身份，二在于谋生技能。文徵明既生于仕宦之家，亦未尝用绘画谋生，显然不属于职业画家。文徵明致仕二十余载，1527年仕途幻灭后才投身书画。家庭给了他士大夫的身份，他也乐于践行士大夫在现世的职责。显然，他也因这项身份获得了潜在的收益，尤其是翰林院待诏一职，不仅令他的作品增色，而且提高了价值。如此种种，我们也仅仅是基于史料和艺术作品重新建构关于他的人物形象。
吾自知学识浅陋，对文氏研究甚少，竟冒昧称其为长于作画的士大夫，这样的结论既先验又不可靠。但吾仍愿一试，以窥文氏多面人生中的一面。
作者：许文雅
